第3节

  从明朝到清朝,冯铨、刘正宗均卷入了南北党争,经历了各种各样险恶的政治风波,对南方籍官员恨之入骨,因而传说是他们二人以乡试“本为遴选真才,以备任使,关系最重”为由,指使任克溥上书揭发李振邺等南方大臣,这种说法必然不是空穴来风,两人之后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推波助澜便是明证。
  在随后的调查中,之前风头最劲的李振邺也最先倒霉,并由此牵扯出一大批人来,他的二十五个关系考生一个都没有漏网,其中的祸根就在他亲笔写的那张名单上。当初,李振邺将关节考生写在字条上,交给亲随灵秀去查对。事情完结后,李振邺该当向灵秀要回字条销毁,但他一时忙碌,竟然忘记了。灵秀还是个少年,根本不知道轻重,将字条拿给了同伴冯元看。冯元也是李振邺的家仆,李振邺素来刻薄少恩,冯元一直怀恨在心。他看到字条后,立即如获至宝地夺了过来,据为己有,打算日后作为钳制要挟李振邺的凭据。结果,吏部、都察院调查刚一开始,冯元就拿出了这张条子,铁证如山,按图索骥,名单上的人物也被一网打尽。
  李振邺的二十五名关节考生中,排在首位的是浙江云间秀才陆庆曾,但此人恰恰不是入贿者,关节也不是出钱买的,而是李振邺主动送上门的。陆庆曾是明朝礼部尚书陆树声(明朝嘉靖二十年状元)之孙,不但少有才名,且家境富裕,擅园亭之胜,享誉名士二十年,偏偏老来不甘寂寞,参加了北闱考试。他精通医术,曾经治愈过李振邺的怪病,李振邺为了感激,便打算借中试来酬医。但无论是买是送,总是通了关节,陆庆曾也照此被逮捕下狱。他本来家世贵显,是个高枕无忧的富足翁,却因一时功利之心,转瞬身陷囹圄。
  当时满汉大臣会审,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永吉参与会审此案,十分卖力。满人大学士图海和大臣科尔坤还不懂得什么叫关节,王永吉为了讨好满人,眉飞色舞地给他们解释。结果,李振邺的名单上第二名就是王永吉的亲侄子王树德。这位大老爷登时面如死灰,垂头丧气,不得不照例请求回避,并上疏请罪。顺治皇帝特意下了一旨,说:“王永吉乃朕破格擢用,受恩深厚,未见恪尽职守,实心为国,负朕简任之恩,王树德系其亲侄,岂不知情?着降五级调用。”王永吉被降职后,又惊又怕,很快就病死了。
  初审时,同考官中只有李振邺一人查有实据。众同考官都有卖关节之事,却唯独他一人受罚,李振邺自然不甘心,于是检举揭发了张我朴、蔡元禧等人。这些人又检举出其他同考官。一时间,赃官互相攻击,互揭其短,贿赂关节暴露无遗。案情很快就调查清楚了,共审实有四名同考官卖了关节,为李振邺、张我朴、蔡元禧、项绍芳,科臣陆贻吉也作为中间人牵涉其中。
  十月二十五日,顺治皇帝谕旨下达:“贪赃坏法,屡有严谕禁饬,科场为取士大典,关系最重,况辇毂重地,系各省观瞻,岂可恣意贪墨行私,所审受贿用贿过付种种实情,目无三尺,若不重加惩处,何以警戒来兹?”(《东华录》)宣布对此案有关人员重加惩处:下令将李振邺、张我朴、蔡元禧、陆贻吉、项绍芳及行贿有据之举人田耜、邬作霖(《丁酉北闱大狱记略》作贺鸣郊)俱着立斩,家产籍没,父母、兄弟、妻子共一百零八人流徙关外的尚阳堡(今辽宁昌图);主考官曹本荣、宋之绳因失察之罪,本该流徙,但因为日夕陪侍皇帝的缘故,特恩姑免之,只是各降五级调用。
  此谕旨一下,朝野皆惊。科举作弊历代屡见不鲜,但从来没有处罚如此之重者。清朝之前,科场案的次数发生得不多,对涉案人员的处理无非是革职、流放。清朝史学家赵翼曾说:“唐时之科场处分本轻,至五代时,虽有科场处分,不过降秩而已,宋初因之。如宋真宗时,刘师道之弟刘幾道举进士,暗托考官陈尧咨,于卷中为识号,遂擢第。已而事泄,帝诏幾道落籍,永不予举;师道降忠武军行军司马,尧咨降单州团练使。此为五代及宋科场处分之大概。惟王钦若知贡举时,有任懿者,贿以白金二百五十两,遂得中。后事泄,钦若反委罪于同知举官洪湛,湛遂遭贬斥。赵翼叹道:“纳贿舞弊,仅至窜谪,科场之例,亦太弛纵矣!”(《廿二史札记卷二五》)
  清朝立国后,恢复开科取士,科场积弊也沿袭下来。仅顺治一朝而言,自顺治二年(1645)乙酉清朝开科开始,几乎每科都有舞弊案发生。乙酉为清朝第一次举办科举,当年即发生一场大案,不过不是科场案,而是文字狱。河南乡试中,录内称“皇叔父”(指多尔衮)为“王叔父”,主考欧阳蒸、吕云藻均因此被革职,并交由刑部治罪。顺治四年(1647)丁亥会试,同考官袁襜如擅改朱卷,被革职处分。顺治十一年(1654)甲午乡试,顺天主考官范周、吴正治评阅试卷时,只有姓名,全无次第,给谏宋牧民亦称试录程文种种乖谬,并奉旨交刑部。尽管各案均有处罚,但十分轻微,大概正因为如此,所以才人人不以为意,到后来公然买卖关节,肆无忌惮。而顺治皇帝如此重视丁酉顺天科场舞弊案,不但大开杀戒,还株连亲属,视同谋反大逆,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也正自顺治皇帝开始,开了“科场作弊者死”之先例。
  十月二十七日,李振邺等人被迅速处死。之前找李振邺通关节的尚有不少高官大臣,李振邺一直忍住没有揭发这些大臣,原是指望他们能出面相救。但直到上了刑场,才知道求生无望,立即大声呼叫怒骂,要揭发众大臣贿赂请托之事。不料刽子手没给他机会,手起刀落,终究含恨而死。
  据《研堂见闻杂录》记载,下场最惨的是陆贻吉,他是江苏虞山人,崇祯十六年(1643)进士,为举子居间事发后,立即被逮捕入狱。因为他任职吏科给事中,名为监察之官,却作为中间人为举人和同考官牵线搭桥,所以处刑格外重,被腰斩于西市,情状至惨。陆贻吉的妻妾均有绝色美貌,一个儿子才四五岁,均受到牵连,被发配上阳堡为奴。娇妻少子,间关万里,匍匐道左,行人颇为同情,甚至有为之落泪者。
  但此案还没有就此了结,顺治皇帝穷追到底,株连甚广,受牵连者达一百多人,以致“朝署半空,囹圄几满”。
  顺治十五年(1658)正月十五元宵节之时,顺治皇帝召集中试举人(除去已经因通关节被定罪者)在太和门复试,题目由皇帝亲定,每名考生身后均有一名满兵监视,考生难免惴惴不安。顺治皇帝为了安定人心,特意下谕说:“尽心构艺,不必畏惧。”并派专人为考生供给茶烟,照料甚周。两日后放榜,取中米汉雯等一百八十二名,均准许参加当年会试。只有丁霍某某等八人因文理不通,被革去举人。
  四月,“三法司”会审顺天闱案终结,刑部议奏:“王树德、陆庆曾、潘隐如、唐彦曦、沈始然、孙旸、张天植、张恂俱应立斩,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阳堡;孙伯龄、郁之章、李贵、陈经在、丘衡、赵瑞南、唐元迪、潘时升、盛树鸿、徐文龙、查学诗俱应立斩,家产籍没;张曼、孙兰茁、郁乔、李苏霖、张绣虎俱应立绞;余赞周应绞监候,秋后处决。”跟以往只是罢官、革去功名比起来,处分得很重,案内人犯一律被判了死刑,所不同的只是“立斩”、“立绞”、“绞监候”三种死法各有分别而已。
  四月二十二日,已经被判处死刑的四十名案犯突然被提出大狱。按照惯例,朝廷若有斩决,镇抚司开南角门,刑部备绑索、口衔(用以禁止犯人喊叫出声),点刽子手,工部肃街道。案犯听说镇抚司已经打开了南角门,又听说刑部已经准备了四十副绳索、四十枚口衔、四十名刽子手,无不魂飞天外。哪知道出了南角门后,案犯未被五花大绑,被押解去的地方也并非宣武门外菜市口的刑场,而是太和门。原来顺治皇帝认为人命关天,担心其中或有冤情,决定再亲自审讯一遍罪犯。皇帝亲审非同小可,刑部、大理寺各方人马无不到场,一干刑具也应有尽有,摆在一旁,案犯中吓得便溺齐出者大有人在。
  在刑具的威逼下,王树德等人均供认作弊事实。只有张天植一人不肯屈服,自陈说:“孤踪殊遇,臣男已蒙荫,富贵自有,不必中试。况又能文,可以面试。”(《清稗类钞》)
  张天植,字次先,号蘧林,浙江秀水(今浙江嘉兴)人,顺治六年(1649)进士第三名(探花)。据说他曾馈送南方权臣陈名夏白银五百两,得以荐官为翰林院编修,由此被卷入了南北党争。但他依附弹劾陈名夏的宁完我,得以免祸,官至礼部右侍郎。他后来是如何卷入丁酉顺天科场案,名字竟然出现在李振邺的关节名单上,具体情由不得而知。说起来确实很不合道理,他本已经是富贵等身的探花,为何还要再参加乡试?但白纸黑字,有李振邺亲笔书写的纸条为凭,他无论如何辩解都脱不了干系。也有传闻说,张天植的倒霉与南北党争有关。种种迷雾,种种流言,一切都表明,丁酉顺天科场案已经超乎了一般的科场案。
  顺治皇帝对张天植的态度很是恼火,下令用刑。校尉虾(侍卫,满语称“虾”)立即上前夹住张天植的一只脚。但张天植仍然不肯承认,说:“恩赐死,无曲辞。若欲屈招通关节,则必不承受。”顺治皇帝听了这句话后,“上回面向内久之”,显然内心大起波澜,但其真实想法到底如何,却是秘不可知。有传闻说顺治皇帝钟爱的董鄂妃在这时候派人劝慰了天子。从时间上推断,董鄂妃此时因操劳过度和丧子之痛,已经病倒在床,按理已经完全没有心情来关注宫外之事。不论真实情况如何,许久后,顺治皇帝终于派侍卫传话给张天植说:“朝廷待汝特厚,汝前被论出,朝廷特召内升,何负于汝?平日做官,亦不甚贪猥,奈何自罹于辜?今俱从轻,各拿送法司。”虽然驳斥了张天植的话,但已经清楚下令要对所有案犯从宽处理,免除死刑,各自在长安街责打四十板后,流徙尚阳堡。
  一干犯人死里逃生,转瞬又被押到刑部在长安街临时设下的公案,要当众杖打。轮到五十多岁的老名士陆庆曾时,监视的刑部堂官见他白发苍苍,不禁起了怜悯之心,相顾惋惜嗟叹。刑部皂役刚刚恶狠狠地打了两板子下去,陆庆曾已是血迹斑斑,说不出话来。刑部侍郎杜立德便忍不住了,拍案而起,呵斥道:“皇上以天恩特赐宽宥,你们却欲置之死地,这不是有意辜负上意吗?虽然是打四十大板,皇上的意思不过是示辱而已。如果我理解错了,我自己一个人承担。但你们不听我的话,我现在就踢死你们。”皂役被吓住了,于是下手轻了很多。于是,自陆庆曾起,后面的案犯均少了不少皮肉之苦。
  案犯中的孙旸被判流刑,其父母、兄弟、妻子也该流配尚阳堡。孙旸的亲哥哥孙承恩在顺治十一年(1654)以太学生参加顺天府应试,居首荐,次年参加会试,中副榜。但孙旸遭殃时,孙承恩意外逃脱了牵连,而且参加了顺治十五年(1658)的会试。顺治皇帝在殿试阅卷中,看到孙承恩的名字后,突然一时心血来潮,怀疑他与顺天科场案中孙旸是兄弟,于是派遣学士王熙前去询问。孙承恩坦然承认自己是孙旸的亲兄长,表示不能为避祸而欺君。顺治皇帝很赏识他不欺君主的品德,不但免其连坐流徙之罪,还定他为一甲进士第一名(状元)。
  之后,顺治皇帝还特意下了一道谕旨,警告说:“自今以后,凡考官士子,须当恪遵功令,痛改积习,持廉秉公。不得以此案偶从宽典,遂视常例,妄存幸免之心,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,必不姑宥。”
  至此,轰动一时的丁酉顺天科场舞弊案宣告结束。这件案子是清朝开国以来第一件科场大案,从案发到结案,前后有半年之久,处分之重,牵连之广,足以震惊全国上下。但人们稍后才发现,与稍晚的江南案比起来,顺天案不过是小巫见大巫,更惊人的一幕还在后头。
  贰、江南丁酉科场案
  江南地杰人灵,素来为人文荟萃之地,才子名士层出不穷。明末清初之际,如号称“江左三大家”的钱谦益(娶秦淮名妓柳如是)、龚鼎孳(娶秦淮名妓顾眉)、吴伟业(字梅村,与秦淮名妓卞玉京有一段旷世情缘),复社公子侯方域(字朝宗,娶秦淮名妓李香君)、冒襄(字辟疆,娶秦淮名妓董小宛)、方以智、陈贞慧等,无一不是声动天下的名士。吴门诗人吴兆骞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文风炽盛的地方。
  吴兆骞,字汉槎,号季子,江苏吴江(今江苏吴江)人。他少有隽才,成名很早,九岁时就写出了数千字的《胆赋》,十岁时写出《京都赋》,声震文坛。才气纵横,又才名远播,养成了吴兆骞高傲狂放、愤世嫉俗的性情。他小时候在私塾读书,经常将同学的帽子拿来当溺器小便。当先生责问时,他竟然回答说:“与其放在俗人头上,还不如拿来盛小便。”先生由此叹息道:“此子将来必以名大惹祸。”吴兆骞却毫不以为然,非常自负地告诉好友汪钝说:“江东无我,卿当独秀。”非凡的自信和狂傲一览无遗。正因为他自少年时期起,便“为人简傲自负,不拘理法,不谐与俗”,因此乡里有不少人对他又嫉又恨。
  吴兆骞曾随父亲宦游楚地四年,后因张献忠农民军起义烽火所及,奉母回到故乡。明朝灭亡后,吴兆骞归隐乡里,与江南士大夫互相唱和。大名士吴伟业对少年吴兆骞非常赏识,二人曾一同游历。
  顺治六年(1649)吴地成立了“慎交”、“同声”二社,二社其实都是松江名士陈子龙所创建的畿社的分支。陈子龙抗清败亡后,畿社社事削弱,分出了慎交、同声二社。吴兆骞与兄长吴兆宽、吴兆宫加入了慎交社,他少年才俊,高谈雄辩,声望甚隆,被推举主持慎交社。当时名满江南的才子尤侗、计东、顾贞观等人加入了慎交社,成为社中重要人物。尤其是吴兆骞与顾贞观情投意合,二人结为生死之交。而后来吴兆骞罹难,顾贞观所表现出来的友情足以惊天地、泣鬼神。
  [顾贞观,字华峰,亦作华封,又字远平,号梁汾,初名华文。江苏无锡人,出自无锡之邑的名门望族。其曾祖顾宪成为晚明东林党人的领袖。]
  由于各守门户,慎交、同声二社势同水火,积怨很深。顺治十年(1653),吴伟业即将出仕清廷,北赴京师前,他受钱谦益委托,出面调和社事。两社人马应吴伟业召集,在虎丘举行大会。九郡之人才齐聚虎丘广场,盛况空前。尤其是吴兆骞与吴伟业即席唱和,才华逼人,令吴伟业嗟叹不已,以为自己也不能及。一时间,吴下英俊都以结识吴兆骞为荣,时人将他和陈维崧、彭师度并称为“江左三凤”。吴伟业更是对宾客说:“江左三凤凰,阳羡有陈生,云间有彭郎,松林吴兆骞,才若云锦翔。”
  虎丘大会还算圆满,就连归庄这样的人也都参加了(归庄是复社重要成员,以性格孤傲怪僻著称。时人将他和顾炎武并称为“归奇顾怪”),但是二社的裂痕依旧。尤其令吴伟业难堪的是,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,突然有一个少年投函给他,信上写着一首诗:“千人石上坐千人,一半清朝一半明,寄语娄东吴学士,两朝天子一朝臣。”极尽能事地嘲讽吴伟业即将出仕清廷。吴伟业看了信后,立即站了起来,但默然无语。
  虎丘大会后,吴兆骞才名轰动一时,甚至传入了京师,“诸前辈巨公,恨不识吴生也”。可惜命运无常,这位文采风流的江南才子竟然离奇地卷入了丁酉江南科场案,从此被抛进了苦难的深渊。
  在各省乡试中,顺天闱为北方最重,江南闱则为南方最重,二省录取举人的名额也是高居前两位。顺天闱之所以排在第一,不过因为是“天子脚下”的首善之区,沾了京师和皇帝的光。而江南闱能排在第二,则全靠地域人文荟萃、真枪实弹的本事了。江南多名士,江南闱也素来被认为是国家选拔人才最关紧要的所在,因而在选派考官方面特别慎重。顺治十四年(1657)丁酉科的主、副考官方猷、钱开宗,是顺治皇帝千挑万选出来的,并寄予厚望。二人临行前,顺治皇帝特意召见,要二人敬慎秉公,并警告说倘所行不正,决不轻恕。不过因为科场积弊已深,之前的处罚又轻微有限,加上汉官素来有欺负满人不通翰墨之心,方猷、钱开宗二人跟顺天闱的同考官李振邺一样,并没有太将少年皇帝的话放在心上。
  到了南京后,主、副考官方猷、钱开宗自以为天高皇帝远,早就将顺治皇帝的提醒忘到九霄云外,大肆徇私舞弊。结果榜发后,取中者颇多富贵人家子弟,士论大哗,愤愤不平者大有人在。有人写文章怒骂,还有人写诗嘲讽道:“孔方主试合钱神,题目先论富与贫。金陵自古称金穴,白下于今中白丁。”不过,影响最大的还是南京书肆刚刚刊刻发行的《万金记》一书,万是方猷的“方”字去一点,金字则为钱开宗的“钱”字的一半,“万金”二字即是影射方猷、钱开宗两考官的姓。书中揭露了主考官纳贿通贿的情形,历历如绘,只是隐去了当事人姓名。
  另外还有一出名叫《钧天乐》的杂剧,也是写科场故事,分上、下两本。上本写文才出众的沈子虚,应试落第,而不学无术的贾斯文等,却因财势而得中。主考名叫胡图,是“糊涂”的谐音;三鼎甲名叫贾斯文、程不证、魏无知,谐音分别为“假斯文”、“真不证”、“鬼无知”。剧本中有一首《黄莺儿》词:“命意在题中,轻贫士,重富翁。诗云子曰全无用,切磋欠工,往来要通,其斯之谓方能中,告诸公,方人子贡(孔子弟子,以善于营财著称),原是货殖家风。”淋漓尽致地揭发了主考官纳贿作弊的行为。下本写天界考试真才,沈子虚遂中状元,并得夫妻团圆,表现了作者的幻想。此剧刚好写成于江南闱发榜后,时人均疑影射科场,每每演出,“观者如堵墙,靡不咋舌骇叹”,“吴中好事者传为美谈”(《钧天乐自记》)。
  方猷、钱开宗二人离开江南回京师,路过常州和苏州时,一路都有人随舟唾骂,甚至投掷砖石,吓得二人一路都躲在舱中。来时前呼后拥,无比风光;去时却是藏头缩尾,丝毫不敢抛头露面,可谓对比鲜明。
  顺天科场案发后,李振邺等人被处极刑,并株连极广,朝中北方籍大臣刘正宗自然不会放过“荼毒南士”的大好机会。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后,顺治十四年(1657)十一月二十五日,工科给事中阴应节(山西洪洞人)上疏参奏说:“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窦多端,发榜后,士子忿其不公,哭文庙、殴帘官,物议沸腾。”为此,他还举出了此事中乘机滋弊、冒滥贤书的典型:少詹事方拱乾的第五子方章钺因与方猷联宗而被取为举人。
  方章钺出身海内著名世家桐城(今安徽)方氏。方氏号称“江东华胄第一”,门中数代科第仕履繁盛,声名显赫。方章钺本人也是江南有名的才子,以他的文章才华,不中举才是咄咄怪事。但阴应节有意选中他为箭靶弹劾,其实是将目标对准了方章钺的背后——其在朝为官的父亲方拱乾(时任詹事)和兄长方玄成(后因避康熙名玄烨改名方孝标,时任内弘文院侍读学士)、方亨咸(时任监察御史)、方膏茂几人。
  方拱乾,初名策若,字肃之,号坦庵。他少年聪颖,七岁已经“能属诗文”,二十岁时,诗文为世人称许,与同乡姚孙森等五人并称为“六骏”。崇祯元年(1628)中进士,授官庶常。后以翰林身份任东宫(太子)讲官。明朝灭亡后,方拱乾先是被攻入北京的李自成大顺军俘虏,受到酷刑折磨,后以行贿得免。清军入山海关,李自成弃北京退往山西,方拱乾乘乱南归。顺治十一年(1654),因两江总督马国柱等人推荐,方拱乾被清廷起用,初为内翰林秘书院侍讲学士,后升詹事府右少詹事,兼内翰林国史院侍读学士。
  清朝初年,桐城方氏享大名者,莫过于方拱乾父子。方拱乾有六个儿子,依次为玄成(顺治六年进士)、亨咸(顺治四年进士)、育盛(顺治十一年中举)、膏茂(举人出身)、章钺、奕箴。他取名有一原则,即所谓的“文头武尾”——第一字以一点一划起笔,第二字以斜钩收尾。其时,方氏父子文名震动天下,长子方玄成更是成为顺治皇帝极为宠信的文学侍从之臣,深遭北方大臣忌恨。而方拱乾早前曾在“南太子案”中得罪过刘正宗,刘正宗恨之入骨,一直要找机会报复。
  [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,弘光帝朱由崧过着逐酒征歌、荒淫无耻的生活,同时,也生怕有人夺取他的皇位。清顺治二年(1645)年初,南明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,途中遇到一位叫王之明的少年,结伴而行。晚上就寝时,穆虎发现少年内衣织有龙纹,惊问其身份,少年自称是明皇太子。崇祯太子朱慈烺在李自成退出北京后,散失民间,久无消息。高梦箕虽然难辨真假,但却有心投机,心想万一这少年是真太子,那就是奇货可居。于是,他不但不上报,反而急忙将王之明送往苏州、杭州一带隐蔽。可是世事难料,这王之明经常招摇于众,露出贵倨的样子,引起人们的注意,背后窃窃私议。高梦箕惧怕惹祸上身,不得已密奏朝廷,弘光帝大惊失色,急忙派遣内官持御札宣召。清顺治二年(1645)三月初一日,少年来到南京,被交付锦衣卫冯可宗处看管。第二天,弘光帝面谕群臣道:“有一稚子言是先帝东宫,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,当抚养优恤,不令失所。”随令侯、伯、九卿、翰林、科、道等官同往审视。刘正宗当时在弘光朝任职,曾担任东宫讲官,熟悉太子模样,一眼就看出是奸人假冒。同样熟识太子的方拱乾也被召来辨认,但他出人意料地保持了沉默,由此引来谣言纷纷,对弘光帝不满的人乘机兴风作浪,散布流言蜚语,刘正宗的信誉也大受影响,由此深恨方拱乾。其实,方拱乾明知太子是假,他刻意沉默,不过是借以表示对弘光政权的不满而已。
  顺治皇帝当时正为顺天科场案恼火,接到阴应节的奏疏后,赫然震怒。他立即召来方玄成询问究竟。往昔顺治皇帝对方玄成优渥眷顾,都是亲切地称呼他的号“楼冈”,从不直呼其名,还经常说“方学士面冷,可做吏部尚书”,但此刻却是翻脸无情,声色俱厉。方玄成如实告诉皇帝说:他们方家出自安徽桐城,已历数世,而江南主考官方猷是浙江人,从未同宗,他弟弟方章钺根本不在回避之列。事情显而易见,阴应节是诬奏之词。顺治皇帝这才颜色稍缓,但又口气严厉地告诉方玄成说:“此案既然要从严办理,方章钺亦不能例外。”方玄成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,何况天子正在气头上,因而除了附和外,别的话再不敢多说。
  之后,顺治皇帝暗中打听江南闱的情况,结果宫中太监找来《万金记》和《钧天乐》的刊刻本。皇帝看过后,本来还对其中的情节半信半疑,但听说《钧天乐》是尤侗所写后,立即转变了态度。
  尤侗,字展成,号西堂,江苏长州人。少时便有神童之誉。后加入吴兆骞主盟的慎交社,遍交江南名士。他的诗写得情真性灵,且在文体上体现出极大的开拓性和创造性,被吴伟业称为“骚坛盟主”。尤侗有一篇写西厢《临去秋波那一转》的时文,深为顺治皇帝赏识。顺治皇帝多次向身边人称赞尤侗,说他是“真才子”,“极善作文字”,还将尤侗极富文采的《讨蚤檄》一文展示给翰林院学士们说:“此奇文也。”
  在这样的背景下,顺治皇帝完全相信《钧天乐》中所描述的科场弊端情形是事实。他因而下定了决心,一定要严办。一道上谕颁行江南:“据奏南闱情弊多端,物议沸腾,方猷等经朕面谕,尚敢如此,殊属可恶。方猷、钱开宗并同考试官,俱着革职,并中试举人方章钺,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,严行详审。本内所参事情及闱中一切弊窦,着郎廷佐(时任两江总督,两江即江南、江西两省)速行严查明白,将人犯拿解刑部。方拱乾着明白回奏。”
  方猷、钱开宗当时已经回到北京,立即被革职下狱,等待调查。同考官李上林、商显仁、叶楚槐、钱文灿等人是来自浙江各县的举人以及进士出身的知县,也同时被革职,结果相关县地的衙门为之一空。两江总督郎廷佐接到圣旨后自然不敢怠慢,联同漕运总督亢得时,迅速展开了调查。又听说京城同考官李振邺等人已经掉了脑袋,更加惶恐不安,唯恐祸及己身。在这样的前提下,郎廷佐能查到事实真相还好,查不到事实真相势必要找出几个替罪羊来。
  詹事方拱乾无辜受此牵连,倒也没有惊慌,因为他自己很清楚,阴应节的奏疏不过是凭白诬陷之词,因此明白地声辩说:“臣籍安徽,与主考方猷从未同宗,故臣子章钺不在回避之例,有丁亥、己酉、甲午三科齿录可据。”
  方拱乾父子作为壮年新进的书生,不仅对党争的残酷性知之不深,对当时的时局也没有清醒的认识。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,对汉人士族十分警惕。多尔衮执政时,对汉人大臣一向采取猜疑、压制的态度。前面提到的南北党争中南方大臣陈名夏、龚鼎孳与北方大臣冯铨争斗,多尔衮公然庇护名声很坏的冯铨,就是因为冯铨是最早剃发留辫的汉人大臣之一,远比陈名夏、龚鼎孳对清朝更为忠心耿耿。
  不过,多尔衮死后,顺治皇帝亲政,立即一改多尔衮的政策,对笼络依靠汉人大臣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。顺治九年(1652)四月,顺治皇帝在一道谕旨中宣布,为防止诸王公大臣因循怠玩,允许满汉官吏互相参劾对方的玩误之处。次年六月二十七日,他又提出,内三院为机密重地,事务殷繁,应选举贤能之人任职,并特别指明每院应设汉官大学士二员。到顺治十一年(1654),十七名大学士中只有两名满人,其余都是汉人大臣,直接参与了制定政策、发布政令等国家大事的处理。顺治皇帝还突破了汉人大臣不得掌印的陈规。顺治十二年(1655)八月,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额真卓罗奉命出征,顺治皇帝即命汉承政龚鼎孳掌管部院印信。之前,部院印务向来由满人大臣掌管,正官公出时,则由次官代理,从未有汉人掌管印信,以致龚鼎孳接到任命后吓得不轻,战战兢兢地上疏恳求撤去这一任命。但顺治皇帝未予接受,坚持要龚鼎孳接管印信。
  表面上看起来,自顺治皇帝掌权,汉官的地位显著提高了,但这起初不过是少年皇帝刻意要表现得与他所痛恨的多尔衮不同,之后则是为了统治的需要。在年轻皇帝的骨子里,对汉人大臣的戒备和警惕并未比多尔衮减轻多少。顺治登上皇帝之位并不是必然,而是多方政治势力复杂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。他幼年即位后,都是其叔多尔衮在殿堂上发号施令。其母孝庄太后有男人般的雄才大略,为了避免儿子受到多尔衮猜忌,多次教育顺治皇帝要韬光养晦,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皇帝,心理压抑,脾气暴躁,性好猜忌,后来一旦掌权,则任性得一发不可收拾。他喜欢汉人服饰,喜欢汉人文学,也大力提拔汉人文士,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此信任汉人。
  举例而言,之前提到过,汉人高官陈名夏被杀的引子是顺治皇帝喜欢明朝衣冠,被杀的原因是南方大臣党争失败。这不过是表面现象。当时,南方战火纷纷,南明李定国正攻打广东,沿海一带的郑成功也蠢蠢欲动,打算联合南明抗清作战。在这样的局势下,陈名夏看到顺治皇帝喜欢明朝衣服后,随口说了句“留头发,复衣冠,天下即太平”,便立即勾起了顺治皇帝深藏于心的警觉,杀机立现。实际上,陈名夏之死是顺治皇帝猜疑汉人大臣的一次公然展露。而在汉人大臣中,因南方陷落较晚,尤其是清军在江南遭到激烈的抵抗,一手炮制了“扬州十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等诸多惨剧,深遭江南士民怀恨,因而较之北方大臣,清廷对南方大臣更不放心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清初多次南北党争中,北方派屹立不倒、南方派多遭惨败的根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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